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小投资者的参与和信任，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践行“金融为民”理念的核心体现，也是维护市场稳定、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基石。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个人投资者数量已超过2亿，其中九成账户持股市值低于50万元，“散户型”市场结构特征显著。然而，长期以来，中小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专业能力、维权渠道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着发行定价不公、信息披露模糊、维权成本高昂、违法成本偏低等多重困境。

 

 

 

在此背景下，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国务院新“国九条”也将投资者保护作为核心任务之一。为响应上述战略部署，证监会于2025年10月27日正式发布《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八大方面23项具体举措，构建起覆盖“发行—交易—服务—执法—维权—退市”全链条的投资者保护体系。

 

一、发行上市环节：源头治理，筑牢投资者保护第一道防线

 

（一）核心定位

发行上市是资本市场的“入口关”，其规范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小投资者的初始权益保障。《意见》将发行上市环节的保护定位为“源头治理、防患未然”，通过优化定价机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强化投资者回报等举措，从根源上遏制“三高发行”“信息不对称”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乱象，确保市场“入口”的公平性与规范性。这一定位与《证券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高度契合，彰显了监管层“从源头防范风险”的治理思路。

（二）关键举措

1. 优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遏制非理性定价

《意见》聚焦新股发行定价乱象，推出多项针对性措施，推动定价回归理性。一是建立网下投资者分类激励机制，研究试点对锁定比例更高、锁定期更长的网下投资者提高配售比例，通过利益绑定引导机构投资者秉持长期投资理念，审慎报价。二是强化询价行为监管，从严限制故意抬高或压低报价的询价机构参与网下询价配售，对滥用报价权利的机构实施市场禁入等惩戒措施，净化定价环境。三是加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监管，建立事后回溯自律监管机制，要求承销机构审慎作出盈利预测、充分提示风险，若出现盈利预测重大偏差，将启动行政调查，投资者可依法主张民事赔偿。四是规范发行收费模式，禁止承销机构按发行规模递增收取费用，禁止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以上市结果或审计结果作为收费条件，从利益机制上杜绝“推高发行规模、忽视发行质量”的倾向。

2. 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意见》首次将“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作为信息披露的法定标准，与《证券法》要求的“真实、准确、完整”共同构成信息披露“四性”要求，终结了招股说明书“模板化写作”“晦涩难懂”的局面。一是健全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指引体系，指导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形成示范文本，精简冗余内容、突出关键信息，提升可读性与实用性。二是建立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机制，将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保荐机构执业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加大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涉及的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督导力度，实现现场监管全覆盖，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依法追究相关主体责任。三是压实全链条信息披露责任，要求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者决策必需的信息及重大风险因素，股东、实际控制人、资产交易对方等相关方需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配合上市公司履行披露义务，形成“发行人为主、相关方配合、中介机构把关”的责任体系。

3. 强化投资者回报，增强市场价值吸引力

《意见》着力扭转“重融资、轻回报”的市场倾向，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常态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一是大力倡导上市公司采用“注销式回购”等方式回报投资者，鼓励上市公司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股份注销方式提升每股价值，直接回馈股东。二是引导上市公司实施一年多次分红，明确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要求，改变“一年一分红”“偶发式分红”的现状，让中小投资者持续分享企业发展红利。三是将投资者回报水平纳入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与再融资、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挂钩，对长期不分红、分红比例过低的公司实施监管问询，倒逼上市公司重视股东回报。

（三）法律法规衔接

《意见》在发行上市环节的举措与多项法律法规形成严密衔接。在法律层面，《证券法》第78条、第85条明确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义务和责任，为招股说明书质量监管、虚假陈述追责提供了根本依据；《公司法》第162条对股份回购的情形、程序作出规定，为“注销式回购”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部门规章层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细化了发行定价、信息披露的操作要求，与《意见》形成政策合力。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信息披露“误导性陈述”纳入民事赔偿范围，为投资者因招股说明书“不清晰、不易懂”导致的损失提供了维权依据。同时，《意见》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相衔接，形成了从发行上市到持续经营的全流程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

二、交易公平保障：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交易环境

（一）核心定位

交易环节是中小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核心场景，交易公平是市场公信力的生命线。《意见》将交易环节保护的核心定位为“破除特权、统一规则”，通过规范融资融券、程序化交易、证券经纪业务等关键领域，消除因资金、技术、渠道差异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确保所有投资者在同一市场规则下公平交易，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秩序的公正性与严肃性。

（二）关键举措

1. 优化融资融券监管，提升业务透明度与公平性

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平性直接影响市场交易秩序，《意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系统性规范措施。全面优化融资融券监管制度，进一步加强融资融券业务监管，完善融资融券规则，提高融资融券业务透明度和公平性，切实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

2. 加强程序化交易监管，防范技术优势滥用

随着程序化交易的普及，其带来的公平性质疑日益凸显，《意见》首次从监管层面作出系统性规范。加大对程序化交易报告的信息核查力度，完善异常交易监控标准，针对性强化交易监测监控，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3. 规范证券期货经纪业务，杜绝特殊便利

证券经纪业务是中小投资者参与市场的重要渠道，《意见》着力整治经纪业务中的“特权服务”“通道滥用”等乱象。一是严格落实证券交易、期货交易必须统一通过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业务系统的法律要求，严禁客户利用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交易系统从事非法行为。二是督促证券公司切实发挥监督职能，加强对交易单元的统一管理，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确保所有投资者享有平等的交易通道权利。三是规范经纪业务收费，要求证券公司公示佣金费率、过户费等收费项目及标准，禁止隐性收费、捆绑销售，保障投资者的费用知情权。四是加强客户交易行为管理，证券公司需对客户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提醒和规范，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形成兼顾服务和监管的双重保障。

 

（三）法律法规衔接

交易环节的保护举措具有坚实的法律依据与制度支撑。《证券法》明确规定证券交易需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禁止违法违规的交易行为，为经纪业务监管、异常交易防控提供了法律基础；《期货和衍生品法》第21条、第125条、第126条对程序化交易相关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与《意见》的监管要求形成呼应。在部门规章层面，《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细化了具体操作规范，明确了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北京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已在多起融资融券纠纷、程序化交易侵权案件中，采纳合理裁判规则，为《意见》的落地提供了司法实践支撑。同时，《意见》与《证券市场交易结算合规管理办法》相衔接，构建了“交易行为规范—交易风险防控—违法违规追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三、经营机构责任：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服务与保障

（一）核心定位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是连接中小投资者与资本市场的桥梁，其行为直接关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意见》将经营机构的责任定位为“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前提保障，通过强化产品服务适配性、投资者教育、诉求处理等义务，推动经营机构从“重销售、轻服务”向“重合规、重保护”转型，让经营机构真正成为中小投资者的“守护者”而非“销售者”。

（二）关键举措

1. 优化产品服务供给，提升适配性与安全性

《意见》引导经营机构聚焦中小投资者需求，提供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与服务。一是明确产品服务定位，要求经营机构加强投研核心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建设，开发更多低门槛、低风险、标准化的金融产品，满足中小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避免过度推销复杂结构化产品。二是强化产品分级管理，严格落实金融产品风险等级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要求，对高风险产品（如复杂衍生品、私募产品）设置“冷静期”不少于24小时，期间投资者可“一键撤单”，降低冲动投资风险。三是规范产品销售行为，禁止经营机构通过“夸大收益”“隐瞒风险”“饥饿营销”等方式诱导投资者购买不适配产品，要求销售过程全程留痕，确保销售行为可追溯、可核查。四是加强代销业务监管，压实代销机构的适当性管理责任，要求代销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充分履行风险说明告知义务，方便投资者更加充分了解产品风险，审慎作出投资决策，不得仅以发行人信用或品牌背书替代风险提示。

2. 深化投资者教育，嵌入业务全流程

《意见》彻底改变了投资者教育“形式化、独立化”的现状，将其嵌入业务全流程，实现“教育即服务、服务即保护”。一是明确教育嵌入节点，要求经营机构在开户、产品认购、交易操作等关键环节，嵌入针对性的投资者教育内容，如开户时讲解基本交易规则、认购高风险产品时提示核心风险点、交易异常时提醒理性决策。二是提升教育针对性，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投资经验的投资者提供差异化教育服务，对老年投资者重点开展防诈骗教育，对年轻投资者重点开展风险意识教育，对专业投资者重点开展合规操作教育。三是创新教育方式，鼓励经营机构通过短视频、漫画、在线问答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教育，避免“文件宣读”“手册发放”等无效形式，让投资者真正理解风险、掌握知识。四是强化教育考核，将投资者教育成效纳入经营机构分类评价体系，对教育工作流于形式、投资者投诉率高的机构实施监管谈话、扣分等惩戒。

3. 完善诉求处理机制，畅通维权渠道

针对中小投资者“投诉难、处理慢、维权贵”的痛点，《意见》构建了全流程诉求处理体系。一是建立健全投诉和纠纷处理工作机制，与强化经营机构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体系有机衔接，定期排查分析投诉和纠纷背后的风险隐患，及时解决突出问题，提高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从源头化解矛盾。二是经营机构接到投资者投诉后，应当及时作出答复处理，推动纠纷得到妥善解决。三是开展以化解矛盾纠纷实效为重点的经营机构投资者权益保护评价，加强对经营机构处理投资者诉求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经营机构，依法采取责令改正、罚款、暂停业务等监管措施，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4. 规范格式条款，保障公平交易

经营机构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体现在格式合同中，《意见》着力矫正这种不平等关系。一是明确格式条款解释规则，规定经营机构与中小投资者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应依法作出有利于中小投资者的解释，打破“霸王条款”的束缚。二是强化格式条款提示义务，要求经营机构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风险提示条款等关键内容，以显著方式（加粗、下划线、单独弹窗）进行提示，确保投资者充分注意并理解。三是明确经营机构因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无法证明已依法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需对中小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法律法规衔接

经营机构责任的强化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民法典》第496条、第497条对格式条款的订立、效力作出规定，为《意见》的格式条款规范提供了民事法律依据；《证券法》第88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条明确了经营机构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为产品服务适配性、投资者教育等要求提供了特别法支撑。在部门规章层面，《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细化了投资者分类、产品分级、匹配操作等具体要求，与《意见》形成协同；《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29条、第30条对经营机构的客户服务、投诉处理义务作出规定，明确了违规处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举证倒置”规则已在多起产品销售纠纷中得到应用，即经营机构无法证明已履行适当性义务的，需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在《意见》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中小投资者维权提供了便利。

四、打击违法违规：强化执法震慑，提高违法成本

（一）核心定位

严厉打击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手段。《意见》将打击违法违规的定位明确为“零容忍、全覆盖、严追责”，通过扩大追责范围、强化精准打击、加强执法协作，构建“行政追责+民事赔偿+刑事制裁”的立体追责体系，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形成强大市场震慑，从根本上遏制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市场乱象。

（二）关键举措

1. 精准追责，强化全链条责任追究

《意见》突破以往仅追究发行人及中介机构责任的局限，将追责范围扩大至全链条相关主体，实现“全方位、无死角”追责。一是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信息披露造假等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严厉追究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关中介机构以及教唆、帮助实施财务信息披露造假的第三方的法律责任，对实际执行公司事务或者利用其控制地位组织指使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实施精准追责，提高造假者的违法成本。二是强化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对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依法从重处罚，暂停业务资格，追究签字人员责任。三是明确共同违法责任，对多个主体共同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根据各自作用大小分别追责，绝不允许“法不责众”“集体免责”。

2. 严打市场乱象，净化市场环境

《意见》针对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市场乱象，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市场公平正义。一是整治交易环节乱象，依法从严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违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短线交易、非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通过自媒体平台等渠道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等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二是打击涉众型违法犯罪，加强与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协作，合力打击侵占、挪用私募基金财产，以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三是规范非法证券活动，严厉打击“股市黑嘴”“场外配资”等违法活动，净化市场生态，防范风险向中小投资者传导。

3. 强化执法协作，提升打击效能

《意见》着力构建“监管—司法—市场”协同打击体系，提升执法的及时性与精准性。一是健全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证监会与公安部建立案件移送“绿色通道”，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快速移送、同步调查，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无缝衔接。二是加强与检察、审判机关的协作，推动建立证券期货纠纷“行政执法—民事赔偿—刑事追责”联动机制，让违法者同时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形成叠加震慑。三是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证监会与财政、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共享违法违规线索，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违法违规行为监测预警平台，实现精准发现、快速打击。四是发挥市场自律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建立违法违规主体“黑名单”制度，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实施行业禁入、业务限制，形成“监管处罚+行业惩戒”的双重约束。

（三）法律法规衔接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措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与制度保障。《证券法》详细规定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标准，为行政追责提供了法律基础；《刑法》第160条（欺诈发行证券罪）、第161条（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180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等明确了相关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与《意见》的“刑事追责”要求形成呼应。在部门规章层面，《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本规则》明确了共同违法、从重处罚的适用情形，为精准追责提供了操作规范；《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构建了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与《意见》形成政策合力。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细化了刑事追责标准，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了依据。同时，《意见》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相衔接，确保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的顺畅衔接。

五、纠纷多元化解：畅通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

（一）核心定位

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最后一公里”。《意见》将纠纷多元化解的核心定位为“高效、便捷、低成本”，通过强化调解作用、优化诉讼机制、完善赔付制度，构建“调解优先、诉讼兜底、赔付及时”的纠纷化解体系，破解中小投资者“维权难、维权贵、维权慢”的困境，让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快速有效救济。

（二）关键举措

1. 强化调解基础性作用，提升化解效能

《意见》将调解作为纠纷化解的首要渠道，推动形成“诉调对接、仲调对接”的立体化调解网络。一是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提升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增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质效。二是推动证券监管部门与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纠纷“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全面落地实施，推动人民法院加大立案后委托调解力度，提升纠纷化解效率。三是推动完善“示范判决+批量调解”工作机制，推动人民法院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先行判决，对于与示范案件具有共通事实及法律适用标准的其他案件，通过委托调解等方式高效便捷化解群体性纠纷，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四是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确保调解结果能够有效执行。

 

 

 

2. 优化民事诉讼机制，降低维权门槛

《意见》支持人民法院完善证券期货民事诉讼制度，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救济渠道。一是鼓励当事人通过普通代表人诉讼等制度解决证券期货矛盾纠纷。二是支持、配合人民法院加大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适用力度，推动构建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工作机制，更好发挥特别代表人诉讼集约式化解纠纷的制度功能，让更多中小投资者能够通过集体诉讼方式维权，实现“一次诉讼、化解万人纠纷”。三是完善诉讼费用减免机制，对经济困难的中小投资者实行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投服中心垫付诉讼费、鉴定费等相关费用，实现“零成本维权”。四是发挥证券期货律师的专业优势，做好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化解等法律服务工作，助力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 完善赔付制度，实现及时赔偿

《意见》着力构建“先行赔付+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多元化赔付体系，让投资者快速获得赔偿。一是督促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中小投资者保护措施，鼓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证券公司依法自愿作出先行赔付投资者的承诺，推动自愿、及时、有效赔偿投资者，无需等待诉讼判决。二是完善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进一步发挥当事人承诺制度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对符合条件的违法违规主体，在其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赔偿投资者损失的前提下，可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推动投资者快速获得赔偿。三是强化破产程序中的赔付，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在上市公司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过程中，接受中小投资者委托申报民事赔偿债权、参与表决，确保投资者在企业破产过程中能够获得公平清偿。

（三）法律法规衔接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具有坚实的法律与制度支撑。《民事诉讼法》第56条和第57条、第205条和第206条分别对代表人诉讼、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作出规定，为特别代表人诉讼、诉调对接提供了法律基础；《证券法》第93-95条明确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支持诉讼、先行赔付等职责，为多元化纠纷化解提供了特别法依据。在部门规章层面，《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指引》《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细化了调解流程、代表人诉讼操作规范，确保各项机制有序运行。在司法实践中，“康美药业案”“泽达易盛案”等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的成功审理，为机制落地提供了宝贵经验；“示范调解+仲裁确认”机制已在私募基金纠纷中成功应用，97名投资者通过该机制获得赔偿近3亿元，验证了多元化纠纷化解的实效。同时，《意见》与《企业破产法》相衔接，明确了破产程序中投资者的赔付权利，构建了“诉讼—调解—赔付”的全链条维权体系。

六、投资者保护机构职能：专业赋能，强化示范引领

（一）核心定位

 

投资者保护机构是中小投资者的“专业代言人”，其专业优势能够有效弥补中小投资者在信息、专业能力上的不足。《意见》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职能定位为“专业维权、示范引领、权益代表”，通过赋予其更多维权手段、强化其示范作用，让投资者保护机构成为中小投资者维权的“主力军”，引领中小投资者依法行权、理性维权。

（二）关键举措

1. 强化诉讼功能，拓宽维权场景

《意见》丰富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诉讼权限与维权场景，提升其维权效能。一是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针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股东代位诉讼，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挽回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损失。二是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在上市公司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等程序中，接受中小投资者委托申报民事赔偿债权、参与表决，维护投资者在破产程序中的合法权益。三是开展支持诉讼，投资者保护机构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证据支持、代理诉讼等服务，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难度，提升胜诉率。四是强化特别代表人诉讼作用，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特别代表人，代表全体受害投资者提起诉讼，发挥其专业优势，推动案件高效审理，实现“一次维权、惠及万人”。

2.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理性维权

《意见》推动投资者保护机构成为中小投资者维权的“风向标”，引导市场形成理性维权氛围。一是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专业优势，丰富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代位诉讼等证券法规定的纠纷解决制度实践，强化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明确维权路径、举证要求、赔偿标准，为中小投资者提供直观参考，降低维权的专业性门槛。二是投资者保护机构向上市公司发出质询函或者提起相关民事赔偿诉讼时，依法以适当形式对外公告行使股东权利以及提起民事诉讼的有关信息，让中小投资者及时知悉维权动态，为其自行行权提供便利。三是开展普法宣传，投资者保护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投资者教育和普法宣传，提升中小投资者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引导其“知权、行权、理性维权”。四是推动规则完善，投资者保护机构基于维权实践，向监管机构、立法机关提出完善法律法规、监管规则的建议，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持续优化。

3. 提升专业能力，强化服务保障

《意见》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一是加强专业团队建设，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吸纳法律、财务、金融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组建专业化维权团队，提升案件处理、损失测算、诉讼代理等方面的能力。二是强化技术支撑，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违法违规行为监测平台、损失自动测算系统，提升维权的精准性与效率。三是建立协作网络，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专业合力，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维权支持。四是推动拓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功能，进一步发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功能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保障投资者保护机构开展维权、教育等工作的资金需求。

（三）法律法规衔接

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职能定位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证券法》第94条、第95条赋予了投资者保护机构支持诉讼、代位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法定职责，为其开展维权工作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公司法》第189条对股东代位诉讼作出规定，与《证券法》的相关要求形成呼应。在部门规章层面，《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办法》明确了两家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职责定位、运作机制，确保其规范履职。在司法实践中，投服中心已在“大智慧董监高追责案”“摩登大道资金占用案”等代位诉讼案件中取得成功，为上市公司挽回损失超5亿元，验证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专业维权能力。同时，《意见》与《关于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相衔接，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在纠纷化解、投资者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七、退市环节保护：退市不退责，保障退出权益

（一）核心定位

随着常态化退市机制的深化，退市环节的投资者保护成为重要课题。《意见》将退市环节保护的核心定位为“退市不退责、退出有保障”，通过强化退市风险披露、明确退市赔偿责任、完善退出保护措施，确保投资者在上市公司退市过程中能够充分知情、公平受偿，避免因公司退市导致权益“打水漂”，实现“退得下、退得稳、保护好”的目标。

 

 

 

（二）关键举措

1. 强化退市风险监管，保障投资者知情权

 

《意见》要求上市公司在退市全过程充分披露风险，让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状况，作出理性决策。一是督促存在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充分揭示退市风险，包括退市原因、退市进程、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等，不得隐瞒或延迟披露，保障投资者知情权。二是细化风险披露内容，要求上市公司明确披露退市后的股份转让安排、剩余资产分配计划、投资者赔偿途径等关键信息，帮助投资者制定退出策略。三是强化异常交易监控，对存在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股票实施重点监控，从严认定异常交易行为，对相关异常交易及时实施盘中暂停账户交易等措施，防止非理性炒作，保护投资者免受股价大幅波动的损失。四是加强媒体监督，要求上市公司通过多种渠道披露退市相关信息，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确保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全面性。

2. 明确退市赔偿责任，实现“退市不退责”

《意见》明确上市公司退市并不免除相关主体的违法违规赔偿责任，构建了“退市与赔偿并行”的责任体系。一是引导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主动采取先行赔付或者其他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措施，弥补投资者因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行为遭受的损失。二是明确主动退市中的赔偿责任，上市公司因自身原因主动退市的，若存在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相关责任主体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得借主动退市逃避责任。三是加强退市后的追责，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机构仍可对其退市前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投资者仍可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追究相关主体的赔偿责任。四是强化中介机构责任，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退市前的信息披露、财务造假等行为存在过错的，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充分赔偿。

3. 完善退出保护措施，保障投资者退出权利

《意见》为投资者在退市过程中提供了多元化的退出渠道与保护措施。一是上市公司股东会决议主动申请撤回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上市公司股东向所有其他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导致公司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应当为中小投资者提供现金选择权等保护措施。二是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的公司拟通过全面要约收购或者股东会决议主动终止证券上市交易的，支持收购人或者有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开立境内上市外资股临时账户，方便B股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保障其合法权益。三是优化退市整理期交易安排，延长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时间，保障投资者有充足时间卖出股份；限制退市整理期的股价波动幅度，防范股价操纵，保护投资者利益。四是完善退市后股份转让机制，支持退市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转让，为投资者提供股份变现渠道，维护股份的流动性。